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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鍛造工匠精神的過程中，政府應該承擔以下任務：一是為企業家創造寬松的空間和法律框架條件；二是建立符合國家生產體系的教育系統；三是發揚“干一行愛一行”、“行行出狀元”的文化傳統，使生產高品質產品成為社會習慣。

德國“工匠精神”對中國制造的重要啟示

我們知道，當前中國經濟進入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新常態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等內涵的推動作用。在微觀層面上，這就意味著企業要放棄以前那種短平快獲利或單純依靠成本優勢的經營模式，將重點轉移到最大程度地滿足客戶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上來，增品種、提品質、創名牌。

而要實現這一轉變，不僅需要制度創新，進行全面深入的改革，發揚“干一行愛一行”、“行行出狀元”的社會道德習俗，同時還需要培育企業對自己的產品精雕細刻、精益求精的理念，即工匠精神。

德國制造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德國制造的支柱是占德國經濟99.6%的中小企業，它們往往是家族傳承的(占德國企業總數的92%，其中純家族企業占56%)，其中不乏百年老店。這些企業產品的特色為專、精、尖、特，并能夠與時俱進，不斷突破創新。即便企業做大、享譽全球后，作為企業文化精髓的工匠精神仍然能夠長期堅持。本文從三個方面分析德國“工匠精神”與“德國制造”之間的相互關系，最后談談對我國的啟示。

德國的社會生產體系與德國工匠精神

馬克思指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德國的工匠精神實際上與德國的社會生產體系有著密切的關系。德國的社會生產體系在威廉帝國時期奠基，其核心是19世紀晚期在機械制造、電子技術工業和化工業領域形成的多樣化優質生產。也就是說，在企業競爭戰略上，德國企業往往不是選擇成本領先，而是選擇產品分層化，專注于小眾市場(nichemarket)，在制造業(特別是裝備制造業)中的某一個細分領域深度耕耘。這些機械工程領域的小眾市場的壁壘通常是比較高的，進入這些小眾市場需要比較復雜的技術和生產能力。另外，小眾市場的顧客一般比較挑剔，對于產品質量要求高。威廉帝國繼承了普魯士重視科學與教育的傳統，特別是在19世紀最后10年引入了正規的工程師文憑以及雙元制職業教育。因此，多樣化優質生產恰恰是德國的比較優勢，對于工程技術人員及技術工人的系統培養模式大大優于當時的制造業霸主英國的在崗培訓方式，這使得德國制造業如虎添翼，在20世紀初全面超過其老師英國，與美國并駕齊驅，成為世界制造業的霸主。

政府與社會自治組織

為企業發展提供適合的制度與法律框架

德國經濟與社會制度的核心是促進和保障個人首創性與自主性。分散決策、契約自由與承擔責任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德國歷史上有過兩次國家集中管理經濟的實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與納粹統治時期)，給德國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因此，戰后德國通過制定《反對限制競爭法》維護競爭秩序，消除經濟權力對個體創造性的損害。同時，政府還通過《公司法》《企業基本法》與《企業雇員共同決策法》規范企業的治理結構，為發揮企業家精神與團隊合作奠定了基礎。德國創新型中小企業往往植根于地方土壤，是地方經濟的穩定器，而德國區域性儲蓄銀行與合作銀行制度為這些企業提供了良好的融資環境。德國的普通教育是免費的，從而成為國家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雙元制職業教育的一元是政府出資的職業學校，另一元即實訓部分則由企業承擔，政府與企業為此達成相關協議。職業資格考試分兩級：技工與師傅。德國人崇尚創業，但就手工業和一些服務行業而言，沒有師傅證書則沒有獨立開業的權利。目前，德國可以系統地培養350種技工職業。

此外，德國還有社會自律組織與行業自律的傳統。大家知道，標準與規范對產品質量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德國工業標準DIN歷史悠久，被許多國家認可與采用，而德國的制造業標準與規范的主要制定者德國標準化協會(DIN)是一個經濟界自發建立的組織。德國工商會和其他行業協會也在技術擴散以及職業培訓與考核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工匠精神背后的文化傳統

毋庸置疑，德國產品的高質量深深植根于其文化傳統之中。一說起德國人，人們就會想到嚴謹和理性，其實德國人在從事其職業時也能夠激情四射。早在中世紀，德國就有了“工匠”的職業，指技藝高超的手工業者，被稱為“師傅”(Master)。由于基督教的影響，這些手工業者視自己的職業為上帝授予的天職，做好自己的營生不僅是為了賺錢，還是對上帝最好的侍奉。在這種強烈責任的感召下，他們對自己的產品高度關注，終生奉獻，追求完美。今天，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時代，德國職業培訓的主體已經由手工業者轉變為技術工人，比如機動車技工、電氣技工等，而這種精神品質則通過社會化和教育傳承下來。創造不斷增加客戶滿意度的產品需要知識的積累，而“干中學”是知識增長的重要源泉，工匠的技藝往往憑長期的實踐獲得。德國成功的制造業企業都擁有一批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術訣竅的熟練技工，他們往往在該企業工作多年，與老板和工程技術人員配合默契，不僅能夠最好地實現他們的想法并且還會帶來驚喜。這就是德國制造經久不衰的秘訣。

按照哈耶克的觀點，在歷史長河中，一個民族的文化通過保持、選擇和變異不斷演進，為了適應環境的變化，正式的制度(法律、組織章程等)與非正式的制度(行為規范、道德、習俗)不斷涌現，形成了一個民族獨特的規則體系，對穩定人們的行為預期、形成共同的價值觀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文化還影響民族心理，決定人們的情感定勢。葛樹榮、陳俊飛認為，在德國制造的四個基本特征(耐用、可靠、安全、精密)的背后是德國的制造文化，它包括專注精神、標準主義、精確主義、完美主義、秩序主義和厚實精神六個關鍵因素，而這些文化要素又與德意志民族的整體精神文化緊密相連。由于作為群體選擇的文化演進與生物進化一樣存在著基因復制(遺傳)，因此，德國制造業的工匠精神將繼續存在下去，即便到了工業4.0時代也不會消失。

德國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上述論述表明，德國模式是全方位的，而在工匠精神上體現出的民族心理與價值觀對德國制造業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發揚工匠精神，德國是我們的榜樣。

我國工業化與現代化起步較晚，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們主要靠對發達國家成熟產品的模仿以及勞動力便宜的優勢，以低價取勝，不僅能夠為本國市場提供充足的、門類齊全的商品，而且成了“世界工廠”。

但是，目前這些優勢在逐漸喪失，實現創新驅動的增長迫在眉睫。所以，我們首先要發揚的是企業家精神，中國企業家要銳意進取，不懼風險，勇于創新。為此，需要有開放的市場、激勵創新的產權和企業治理制度。但是，企業家好的想法需要通過訓練有素的專業工人來實現，這就需要建立符合人才需求的教育體系、質量標準體系。最后還需要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承，要在全社會恢復和挖掘中華民族踏實肯干的道德品質以及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的敬業精神。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不單有“學而優則仕”，還有“行行出狀元”的老話，中國傳統文化并不鄙視身懷絕技的工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掀起過學技術、促生產的熱潮，敬業、專注以及刻苦鉆研受到提倡和贊譽，出現過勇于革新、發明了“倪志福鉆頭”的技術工人倪志福，以及經過幾十年的經驗摸索、能夠在賣糖果中準確用手估計斤兩的王府井百貨售貨員張炳貴這樣的典型。現在提倡工匠精神就是要扭轉社會上存在的浮躁風氣，適應我國經濟由以量向以質取勝轉型的要求，讓精雕細刻、精益求精的理念深入人心。而在鍛造工匠精神的過程中，政府應該承擔以下任務：一是為企業家創造寬松的空間和法律框架條件；二是建立符合國家生產體系的教育系統；三是發揚自身的文化傳統，使生產高品質產品成為社會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