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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國企業500強的入圍門檻為營業收入突破200億元大關。金融、石油、電力等壟斷企業，又毫不費力地壟斷了排行榜的前十位。

雖然榜單中制造企業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制造企業多達260家，超過全部企業的一半。但是，它們的凈利潤卻只有4623億元，不足17家上榜銀行利潤的40%。

經濟決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經濟。為什么以制造業為主體的中國經濟，卻與金融業之間出現如此大的反差，經濟與金融的關系是否被扭曲了呢？

也許，從客觀上講，制造業出現利潤遠不如金融業的現象，與制造業自身發展不好有著密切關系。譬如鋼鐵、有色、化工等制造行業普遍出現了生產經營不景氣的現象。但是，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這樣的狀況絕對不僅僅是制造企業自身所致。銀行利潤居高不下，也是導致制造企業利潤水平不高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我們不得不產生這樣的懷疑，那就是銀行業擠占了制造業的效益，銀行“搶”走了制造企業的利潤。這一點，從近年來反映十分強烈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中也不難看出，目前制造企業、特別是中小制造企業的融資成本已經完全脫離了企業的可承受能力。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銀行提供給制造企業的貸款成本，已達到法定利率的兩倍左右。也就是說，銀行業至少有1/3的利潤，是通過抬高融資成本獲得的，這其中之一，有多少是從制造企業身上“搶”走的，也就很容易理解和分析了。

反過來講，如果不是銀行“搶”走了這些利潤，制造企業的效益是否要好得多、效益也要高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市場地位完全不平等、競爭環境完全不合理的大背景下，制造企業明知自身利益遭到了銀行的嚴重侵犯，卻又沒有任何能力反抗，甚至為了生存的需要，還要“主動”給銀行幫助銀行進行利益搶奪。這就是中國制造企業的生存環境，也是銀行的創富平臺。

特別是近年來，銀行依靠偽創新，瘋狂地從包括制造企業在內的各種市場主體身上，大肆地搶奪利益，最終造就了銀行利潤的突飛猛進。不然，那些所謂的外國戰略投資者，又怎么可能數十億美元數十億美元地從中國銀行(行情,問診)的股權轉讓中賺得缽滿盆溢呢？

銀行也是企業，也需要賺錢。但前提是必須站在市場主體的角度合法合理地賺錢，而不是依靠壟斷，硬生生地從其他市場主體身上搶奪利益。中國的制造企業再差、市場環境再差，也不至于260家最大的企業的凈利潤還趕不上兩家銀行的凈利潤。這樣的結果，顯然是無法用市場理論解釋清楚的。

我們并不想指責銀行，但是制造企業的生存環境又不能不改善。否則，中國的經濟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幾個制造業發展穩定的國家，受到的影響都較小，如德國。相反，同樣以制造業為主體的中國，卻在金融危機面前顯得十分被動，經濟持續下行的局面一直沒有得到明顯改善。其中，制造企業因為受到銀行等的利益盤剝與掠奪，就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

所以，要想讓中國經濟真正步入良性發展軌道，除了從宣傳上強調實體經濟的重要性之外，更多的可能還是要對包括銀行在內的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形成強大利益掠奪和搶占的壟斷企業進行有效約束，確保制造業等實體企業能夠有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

即使“中國制造”能夠成功升級為“中國創造”，對于總就業人口近8億（超出美歐總和）的我國而言，亦難以解決“就業”這一中國經濟的核心要旨。

“中國制造”的困局，已經引來了外媒的關注。最近，美國《福布斯》雜志網站等很多外國媒體都報道了中國制造業正面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等挑戰，這些報道的結論都指向一點：“中國制造”將淡出世界舞臺。

眾所周知，在過去的數年間，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原因，廉價幾乎是“中國制造”的代名詞。但最近幾年，倒金字塔的人口結構帶來的新生代農民工比重減少，使得人口紅利釋放殆盡，這從根本上推高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用工成本。

傳統制造業優勢的喪失，給中國帶來的最大問題或許是失業問題。考慮到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而傳統制造業又是以大量的勞動力為支撐的，一旦制造業沒落，失業人口勢必會大幅增加，進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對于任何一個人口大國而言，就業永遠是確保經濟穩定（社會穩定）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第一要義。

事實上，傳統制造業沒落的趨勢的確已經出現。在中國制造業用工成本升高的狀況下，一些企業因為無力承擔，已經或正在面臨倒閉，而另外一些實力較強的企業，也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成本更低的地方建立工廠。以富士康為例，在中國內地，約有140萬富士康員工，由于用工成本的原因，近些年富士康正逐步將內地工廠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在這些國家，用工成本只有中國的一半。

曾有學者提出只要“中國制造”成功升級為“中國創造”，就不用擔心中國經濟的未來。對此，姑且不論，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需要包括行政職能轉變等諸多制度更新作為前提。而且，實事求是地講，即使“中國制造”能夠成功升級為“中國創造”，對于總就業人口近8億（超出美歐總和）的我國而言，亦難以解決“就業”這一中國經濟的核心要旨——這是因為，即使我國制造業通過轉型升級，以技術創新取代對勞動力成本的依賴，重新獲得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但是從用工的角度講，企業進行升級后，由于企業性質的轉變，需要的員工會相對減少，而對員工素質的要求會相應提高。而這顯然并不適合我國的國情。

因此，談及拯救“中國制造”，其核心著眼點應聚焦“就業”二字。欲保持我國經濟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的可持續增長，通過相關制度創新以助推“中國制造”成功升級為“中國創造”，這固然必不可少。但是，除此之外，我們更需要在更廣闊的層面進行思考，如何才能在產業升級“穩增長”的同時，確保做到“穩就業”和“促就業”？

就當下而言，首先，我們應逐年加大更為普及和更為公平的民生保障投入，民生保障是社會穩定之基石，尤其是在經濟增長進入回調區間的情況下；其次，我們應加快二次分配制度改革，通過對貧富懸殊過大的扭轉，既可為加大民生保障投入創造條件，更可釋放社會基層的創新活力；還有，戶籍制度改革應盡快成行，通過打破“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戶口界限，為全要素生產力更為合理的流動創造條件。（沙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