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以前,云貴高原非常落后。有多落后?看看交通狀況就知道了。 其他省份都有公路,云南和貴州也有,但是非常少,兩個省加起來不到三十條,一多半還是煤渣路,而不是柏油路。 其他省份的公路都是政府撥錢修的,云南和貴州修路不撥錢,想撥也撥不起。中央政府號召修路,云貴的官員就把這個差事派給老百姓,不發工錢,也不管飯,連修路的工具都得自己想辦法置辦。 其他省份都有汽車,特別是大城市,商業繁榮,經濟活躍,發展比較快,街上跑的汽車一年比一年多。截至1932年,上海有三千輛汽車,南京有一千輛汽車,杭州有三百輛汽車,北京光出租車就有五百輛,河南雖窮,機關用車也配了幾十輛,另有一百多輛長途汽車用來載客。云貴兩地有沒有汽車呢?有,加起來不到一百輛,其中只有三輛是私家車。事實上貴州第一輛汽車還是省主席周西成從香港買的,當時貴州沒有公路,買了汽車卻開不進去,周西成只好把車拆散,人挑馬馱運回家。 當然,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葉,云貴有了公路,公路上也有了長途汽車,可是普通百姓寧可步行也不坐車,因為坐不起。共產黨員薛紹銘在1935年游覽貴州,從六寨搭車到獨山,短短八十公里,票價四塊大洋,而在當地,掏光錢包能湊得出四塊大洋的人家,一百戶里面也沒有一戶。 薛紹銘還曾經到云南曲靖師宗縣進行調查,那是一個煤礦大縣,縣政府只有三間破房,貴賓室里的棉被有六年沒有拆洗,他想出去租一條被子蓋,整個縣城只有教育局長家里有棉被,其他人家只能蓋稻草,怕冷就燒煤,因為大多數居民買得起煤,卻買不起二斤棉花。 但奇怪的是,云貴高原如此窮困,土地價格卻貴得離譜。 我說云貴地價離譜,不是說比現在貴,而是說比當時其他發達省份要貴。南京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在抗戰前對全國地價做過一次普查,旱田價格以貴州省為最高,水田價格以云南省為最高。這種現象非常可疑,就好像現在某些城市平均收入很低,但是房價卻能高高在上一樣。 我曾經懷疑南京國民政府的調查結果可能有誤,后來多讀民國文獻,感覺云貴地價確實有可能這么高。 首先地價跟收益有關,一塊地能帶來的產出越大,它的價值也就越大。當時云貴的土地主要用來種鴉片(鴉片是云貴高原的生命線,以貴州為例,每年稅收八千萬大洋,其中鴉片稅占了一大半),種鴉片的利潤遠遠超過種糧食,所以云貴的地價有理由超過那些種糧食的省份。有朋友會說:既然種鴉片那么劃算,為啥云貴老百姓還那么窮呢?這是因為軍閥的搜刮很厲害,大頭都讓官府拿走了。 其次地價跟需求有關,買地的人越多,地價也就越高。云貴高原的老百姓雖窮,軍閥、官員、礦主、土司和土匪頭子卻很富,由于風氣閉塞,這些闊人不像江浙一帶的實業家開工廠掙大錢,他們尚未開化的榆木腦袋里只有一條最傳統的投資渠道:買田地,當地主。所以云貴的土地大多集中到少數人手中,這些人多半是軍政兩界的重要角色,無論當地經濟多不景氣,他們也不愿降價出讓,因為他們既沒有別的投資理念,也不差錢。他們不怕打仗,萬一打了敗仗,他們會逃走,而他們的家眷和他們的產業仍然會被下一任軍閥保護起來,這是當時約定俗成的規矩。 南京國民政府的統計結果是這樣的:截至1935年,云南的水田平均按一百二十六塊大洋一畝成交,貴州的旱田平均按五十六塊大洋一畝成交。這樣的地價在今天看起來當然很便宜,可是絕大多數農民都買不起。甭說農民,教師也買不起。貴陽高中教師理論上每月可以掙到二十塊大洋的薪水,但是全省教育經費不到江蘇的百分之一,實發薪水只有“六折的二成”,先打六折,再打二折,一個高中教師每月只能掙到兩三塊大洋,連吃飯都不夠,遑論攢錢買地。軍閥們可就闊得多了,當年周西成買福特轎車,車價一萬兩千塊大洋,一輛車就能換幾百畝地,地價再貴也買得起。換句話說,正是因為軍閥們買得起,所以地價才那么高。 管理學上有個“短板定律”,好比一只用很多塊木板拼起來的木桶,其中最短的那塊板決定了木桶里的水位。我想民國時期的云貴高原可能有個“長板定律”,最富的那一小撮人把地價高高撐了起來,就好像最長的那塊木板頂起了桶蓋。 (紅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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