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多領域技術群體突破和交叉融合推動制造業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增材制造、能源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的突破和應用,推動制造業向網絡化、智能化、柔性化和服務化轉型。如跨國企業產品生產過程由全球范圍內多個企業高效、快捷地合作完成。生產過程將由新型傳感器、智能控制系統、機器人、自動化成套生產線組成,未來將會出現越來越多的“無人工廠”。人們可以利用增材制造技術,對結構復雜、難加工的產品實現個性化的定制生產。同時設計、制造、售后服務進行整合,生產從以傳統的產品制造為核心,轉向提供具有豐富內涵的產品和服務,直至為顧客提供整體的解決方案。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最后,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將重塑全球產業競爭新格局。跨國公司憑借雄厚的技術基礎,強大的研究開發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加快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化應用,力圖進一步地鞏固其在全球產業競爭中的主導地位。谷歌、亞馬遜、IBM通過加強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在云計算服務與云計算解決方案提供領域處于全球領導地位;西門子憑借其領先的一體化葉片技術、高效電機節能技術、智能電網技術,在新能源領域引領全球產業發展潮流。 制造業面臨結構性制約 蘇波表示,在30多年的高速發展以后,我國制造業主要依靠低成本和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基本結束,無論是外部的國際經濟和產業發展環境變化、還是經濟發展的內部環境都使我國制造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持續顯現,對出口導向特征明顯的我國制造業形成較大的結構性制約。今年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但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仍然在持續,國際貿易形勢不容樂觀。為走出困境,歐美等國除采用傳統的貿易保護手段外,通過碳稅、勞工標準、社會責任等新規則加強對國際產業競爭主導權的控制。
全球范圍內圍繞市場、資本和產業轉移的競爭將更為激烈,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雙重擠壓。在中低端制造領域,印度、巴西、越南等新興市場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分流效應越來越明顯。同時,高端制造領域向發達國家回流的逆轉移也已初現端倪。如不能盡快培育以知識產權、品牌、商業模式等為核心的新競爭優勢,我國制造業發展將面臨巨大挑戰。 |